碧落寺
　　碧落寺，位于泽州县巴公镇南连氏村东山谷间，是古泽州境内创建时间最早、建筑规模最大、声望最为显赫的寺院之一，位居古泽州四大佛教寺院之首。尤其是寺内现存的三个早期佛教石窟及与之相关的建筑遗迹、题记，更是记载寺院历史的珍贵史料。虽说现存的建筑，为后人复建，但寺内现存北齐和唐代石窟十余处，明代古桥两座，以及历代摩崖题记、碑刻百余方，弥足珍贵。2006年5月，碧落寺成为全国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碧落山下碧落寺　　12月14日，记者来到泽州县巴公镇南连氏村。村东的小溪旁，一座寺院依山而建。村民说，山叫碧落山，寺院就是碧落寺。　　碧落寺坐北朝南，奇怪的是，寺院大门却是坐东朝西，来者须从东门才能进入寺院。　　原来，碧落寺的建筑形制非常独特，无论是从布局还是构建，均与常见的传统寺院有所不同。正是由于“背靠碧落山，面对万松岭”的缘故，整座寺院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00多米，南北则不足百米。寺庙整体布局虽坐北朝南，但寺院却被夹在山中狭长地带，寺门只能坐东朝西。　　碧落寺由东向西分东、西、中三院。西院建筑主要是西阁，高有数丈，昔日曾藏有经书，现已荡然无存。中院依地势分层建五佛殿、七星洞、护法楼。七星洞是寺内现存最为完好的建筑，也是最具特色的一处。五孔窑洞排列于半崖，拱门圆窗，石砌阶梯，既有北方建筑之宏伟，又有南派建筑之俊巧。从建筑形制来看，这种佛殿在晋城绝无仅有，国内也较为罕见。　　建在寺院之南的观音阁，始建于北宋末年。有居士说，观音阁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曾一度被誉为观音菩萨在太行山上的一座“城”。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农历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观音出家纪念日，四方香客都要云集于碧落寺，虔诚拜祝。　　“寺本是太和六年造，至唐太和六年三百五十年，僧道弘再修此寺，故刊记。”从寺内这处题记可以看出，碧落寺创建于公元482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晋城市古建筑专家张广善说，碧落寺在唐代才有了较大发展，成为当时名声显赫的寺院。　　遗憾的是，碧落寺内的绝大多数古建筑早已被毁，只剩少量清代建筑。1993年，当地人在寺院旧址上复建了现有建筑。　　但碧落寺并非没有原汁原味的古建筑。在南北不足百米间，架有东西两座石桥。东面的石桥被称为东桥，是两孔半圆形拱桥，主孔跨于河道上，侧跨为立交通道。桥的拱顶镶嵌着一块石匾，上书：“大明宣德七年(1432年)由本寺僧闻性空初建木桥一座，天顺五年(1461年)三月有门人淳瑜重建石桥，至十月终工毕。”东桥全长18米，宽4.8米，高5.2米。东桥往西约40米处，还有一座石桥，被称为“西桥”，也称“奈何桥”。西桥曾经被毁，后在原有基础上重新修缮而成，现为单孔半圆形拱，跨径6.5米，全长14.5米。二桥并架于一河之上，同经风霜，共历患难，当地人将其并称“双桥”。　　三石窟均有题记　　碧落寺内，最吸引人的，是现存建造年代不同的三个佛教石窟。　　石窟居于寺院东面，依山崖石壁，三个石窟一字排开。张广善说：“从现存遗迹来看，最后一窟完成后，有人为三个石窟统一修建了前廊，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外观，一座三窟八柱面阔七间的佛殿窟。”　　三个石窟同处一块连山石壁上，只不过现存的三个洞窟却分别开凿于北齐、唐代，其中西窟开凿年代最早，9尊佛像目前保存较为完好。西窟外的西壁台阶旁有一处“大齐武平七年”的题记，可以推断该窟的开凿时间也应在北朝时期。　　“大周万岁通天元年”“大周万岁登封元年”“唐咸通十年”，眼前一个个准确的年号，可以断定，中窟、东窟的开凿时间为唐代无疑。在东窟，还看到一则题记：“常山李弘大和七年记”，时为833年。　　佛教石窟产生于古印度，稍晚于佛教传入中国，并很快在河西走廊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发展起来，而后逐渐东扩，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465年)开造著名的大同云冈“昙曜五窟”，到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前后，从平城(大同)到洛阳沿线，更是大兴造窟之风。作为沿线重要的区域，古泽州先后出现羊头山石窟、碧落寺石窟，也就不足为奇了。　　碧落寺石窟共有大小雕像102尊，形态各异的佛、菩萨、弟子、力士雕像，或坐或立，造型各异。作为北朝时期的作品，碧落寺西窟的九尊佛像庄严慈祥，面带微笑，显现出文雅、和善、亲切的神情，具有汉民族文化特有的凝重、典雅气息。在窟内或大或小的佛、菩萨、弟子间，布满了供养人线刻画像。有人对此进行过统计，石窟内壁有供养人题名84处，线刻供养人近千。不少题记中，还留有官职等内容，据推断，这些供养人大部分生活在北朝时期，少量为唐代。为何北朝时期石窟，出现唐代的供养人？有人推测，这可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刻的。　　画像中人物大都头梳高髻，腰系羊肠纹裙，袒胸露臂，或赤足，或高靴，显露出一种庄重秀丽、温柔典雅、明朗而含蓄的神情，衣褶纹饰随肢体的运动而起伏聚散，如铁线描，既显现出丝质服装的柔软光洁的特性，又透露出覆盖于衣服下的肌体之美，作者巧妙运用阴阳结合的线刻技法，使得线条柔和流畅、疏密有致、刚柔相济，颇具神韵。西窟线刻画对研究我国线刻画的历史沿革、线刻画与佛教之间关系的源流及绘画艺术、邑社组织、社会风俗等均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东二窟均为唐代作品，分别凿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各七尊佛像，数量远少于西窟。中窟其主尊为阿弥陀佛，虽头部残缺，但佛像衣饰华美，衣裙由座上下垂，形成“落裙”，尽显雍容典雅。窟外壁上，还有唐、宋、金、元各代题记多处。东窟是三窟中距地面最高的石窟，其佛像又另具特点，坐于须弥座上，着袈裟，两侧有阿难、迦叶2弟子，还雕有菩萨、力士等像。　　相形之下，三个石窟中，西窟佛像雕刻手法略显简练、古朴，而中、东窟佛像则更为精美，人物体态丰腴、服饰精美，体现了唐代雕凿佛像的风格特点。　　碧落石碑今何在？　　“碧落寺，古名圣佛院。唐时太尉韩王李元嘉诸子为其妣妃建为资荐之所。后周广顺间重建，宋治平中赐号治平院，至元五年再建，更今额。”明成化版《山西通志·寺观》对碧落寺留有这样的记载。碧落寺创建于北朝时期，据说寺院初建时规模很小，仅“佛殿两座，殿各五间，比肩并立，佛无专位”。到唐代，寺院才名声在外，由以上记载可见，唐韩王李元嘉与这座寺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元嘉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唐贞观六年(632年)授潞州刺史，唐高宗末年转为泽州刺史，后与其子李撰起兵反武则天，兵败被杀。李元嘉有六个儿子，尤以李撰著名。其母为房玄龄之女。　　对于碧落寺石窟是李元嘉诸子为其母所凿的记载，晋城市古文化研究专家裴池善有异议。他在解读石窟发现的题记时认为，碧落寺石窟初创当在北魏太和六年前后，此时距和平元年(460年)大同云冈石窟的开凿仅22年，与“北魏成帝和平初僧昙曜请凿壁为窟，雕刻佛像五处，一时郡县效尤”的文字记述暗合。另外，西窟门外西侧还有“大齐武平七年(576年)”的摩崖题记，这是目前碧落寺所发现的最早的明确纪年，“大齐武平七年，可能就是西窟完工之年。　　裴池善认为，碧落寺石窟造像自北魏已有之，并非始于韩王元嘉，“元嘉及其子撰等只是在前代基础上重加修葺、以龛凿窟增新、发扬光大而已。”　　传说，碧落寺东有卧佛阁，阁旁有洞，名曰“卧云”，在夏雨绵绵之时，洞中的潮气冉冉上升，汇聚山谷，终久不散，远望宛若云卧寺上，蔚为壮观。这就是被推为“泽州八景”之首的“碧落卧云”。如今碧落寺中大量的文人墨客留诗题咏和碑记，依然可以管窥当年的碧落胜景和寺庙的鼎盛。在碧落寺留诗题咏的名家不在少数，其中以唐代诗人陈子昂、金代文学家李俊民以及孟颜、裴宇、陈廷敬、段藻、朱樟等最为著名。　　碧落寺吸引人的绝招，并非仅有“碧落卧云”。《山西通志·寺观》记载，李撰当年在碧落寺为母祈福造像时，还有一个令后人惊讶的举动：刻碑记其事于屋宇佛龛之上，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碧落碑。　　在《洛中纪异》中，有“碧落篆碑”的传说：“李撰为母房太妃追荐造像，碑记其事，文成而未刻，忽二道士来请刻曰：‘君刻石须篆书乎？我二人天下之能篆者。’李异之，任所为，闭户三日，不闻人声，怪而破户，有二白鹤飞去，而篆刻宛然。”当时，以小篆见长的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阳冰，在李乾元任泽州刺史时为高平县令。这位自称其篆乃李斯之后第一人的书法家，“见此碑，览之七日而不忍去，习之十二年不成其妙”。　　“碧落篆碑”被传得神乎其神，碑上所刻书法特异，笔法工整，但字书杂出，令人难以认读。这块篆碑在金末元初时遭火毁，明代之后的所有记载中均称之不存。如今，人们仍能从中窟窟门上方发现多个篆字残留，漂亮隽秀，卓尔不凡，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否碧落碑遗存，众说不一。　　让人称奇的是，如今，在新绛县龙兴寺也有一块碧落碑，为该寺镇寺之宝，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这块立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的石碑，篆文奇古，在小篆中杂合了甲骨文、金文、秦篆及汉代以前多种碑版古字。据其文意通释，是在立碑后整整200年，到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才由唐代文字学家郑承规完成。　　泽、绛二碑到底有何渊源？有记载云，“绛泽二州皆有韩王元嘉子黄公为妣妃荐富作文立石。文虽不同，皆名碧落。在绛者刻于天尊之背，在泽者刻于佛龛之西。”由此得知，李撰当时分别在绛州、泽州为母亲立碑。另外，多数史料对泽绛二碑“文异而篆同”少有争议，也证明两处的碧落碑出自同一人之笔。　　“碧落碑是中国篆刻史上的一大杰作。”张广善说：“由于绛州之碑刻于龙兴寺天尊之背，在室内保存，所以该碑尚存。而泽州之碑刻于石窟外壁，故现已渺茫不见”。　　（记者 李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