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还是寺院吗？全北京佛寺五分之四不属僧人

北京潭柘寺全景。潭柘寺，曾经是北京知名古刹，如今是国家4A级景区。

2014年12月，新华社报道称，景区内一共有70个功德箱，一种正面写着“功德箱”，一种正面写着“广种福田”。写着“功德箱”的全都属景区所有。

也就是说，53个“功德箱”都属于景区，超过总数的七成，信众和游客若投钱到这些“功德箱”，最后都成了景区的收入。“功德箱经济”无疑伤害了佛教信众的宗教感情。（图片来源：资料图）

历经时代变迁存留下来的佛教寺院不仅是宗教遗迹，更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记忆的载体。北京地区的佛教寺院遗迹，除少数继续作为宗教场所存在，一部分成为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大多转型为旅游景点和名胜古迹。

佛教寺院遗迹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在1958年普查、登记了寺庙2666座；1981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寺庙及古建筑2714座，比第一次普查多568座；1999年北京市第三次全市文物普查，有古建筑1308处，石窟寺及石刻1035处，没有专门的寺庙遗迹分类和资料。从寺庙到寺庙古建筑再到寺庙遗迹，北京文物普查措辞和分类的变化，描绘了一幅由浓到浅的完整寺庙遗址不断减少和寺庙及其古建筑遗迹逐渐消亡的图景。

半个多世纪以来，历经“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旧城改造、农村城镇化建设等变迁，古老的北京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成一座交通发达、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包括寺庙古遗迹和古建筑在内的可登记文物，到上个世纪末只剩下3550处，比新中国成立初减少了56%。2012年出版的《北京佛寺遗迹考》，从文献和实地考查两方面梳理了北京地区有史以来近千座佛教寺院及其遗迹的保存现状。其中，整体保存完好并经修缮、复建基本恢复原貌的寺院只有约百座，绝大多数或不存、已废、已毁，或寺址无考、待考，或仅存基址、山门、寺塔、殿宇残垣、残碑、建筑构件、佛像等部分零散遗迹。保护古都与建设新城的矛盾非常突出。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北京市政府以及各区（县）政府出于文化传承、文物保护和宗教信仰、旅游观光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已将大部分整体保存完好或经复建具备条件的佛教寺院遗迹加以修缮和整合。到目前为止，基本复原的寺院几乎全部被列为全国或北京市或市辖区（县）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再面临以往被随意占用、损毁、破坏、废弃的命运。

佛教寺院遗迹的流变

就传统意义而言，寺院是佛教信徒供奉、膜拜佛、菩萨及其他佛教神祇、圣物，举行佛教仪式、进行佛法修行的场所，是反映佛教世界观的综合建筑体，具有强烈的神圣性。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衰落，这种神圣性被逐渐消解。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许多寺院为了生存，寺产分崩离析，除了用于供佛、修行办道，大量殿宇被出租、挪作他用（庙产兴学）。所幸寺院整体上仍然由信众掌握，或多或少还保留了寺院的宗教性。现在，修复重光的寺院不再属于私产，但也未能完全恢复为宗教崇拜和修行之处，而是作为公共资源，由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根据需要进行重新配置。在地方政府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的考虑下，这些寺院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功能。

这些佛教寺院遗迹多半不是出于信仰的目的而得到恢复的，也就是说，它们多数不再以宗教活动场所意义上的寺院存在，而更多的是以交织着古代建筑、宗教艺术、传统文化和人文景观的综合体重回人们的视野。在管理上，不同于历史上由某个政府职能部门统领的做法，这些寺院由不同的政府行政机构主管，并隶属于多个不同的行业。在功能上，这些寺院发挥着宗教活动场所、文化机构、名胜古迹、旅游资源、甚至商业组织的作用。其大致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佛教寺院遗迹。目前，国家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资料可知，北京地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在册的佛教寺院包括广济寺、潭柘寺等共17个，不到该地区现有佛寺数量的1/5，且大部分位于远郊区县。它们最明显的特征是：有常驻出家人，能够烧香拜佛、举办各种法事。而那些不在此范围内的寺院，其神圣性则被彻底颠覆。

第二类，是作为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及管理单位等文化机构的佛教寺院遗迹，如大钟寺、大觉寺、万寿寺等。这些被剥离了宗教性的寺院遗迹和古建筑群数量不多，约占全部寺院的1/10。但不可小觑的是，它们大多数集中在城区核心地段，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影响力大。

国家出于保护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目的，将这些佛教寺院遗迹按照珍贵重要程度分别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在该遗址之上设立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及管理机构。在形式外观上，这部分机构所在的古建筑遗迹保留佛教寺院格局，但它们在本质上已蜕变为博物馆，是以收藏、保护、研究和宣传展示文物为职能的公共文化机构，由各级文物、文化部门主管，以保护遗产、传承文化为主要使命。这些寺院遗迹之中没有僧人，寺内不能开展宗教活动，殿堂内部被改造为文物陈列室和展厅，作为博物馆对观众免费或付费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被宣传、改造为崇尚科学精神和理性传统的博物馆的寺院遗迹，由于遗址保护和历史文化影响等客观条件所限，去神圣化一时难以彻底，因此常常陷入被社会视做传统寺庙，从而处于被佛教徒宗教需求和情感包围的尴尬境地中。

第三类，是作为公共园林、风景名胜人文景观的佛寺遗址，如香山寺、颐和园的妙觉寺等。这些寺院的宗教性若即若离，是重要的旅游观光资源。古色古香的建筑、郁郁葱葱的园林、宁静出尘的氛围、若有似无的神秘感等等，再加上“自古名山僧占多”，环境好、格调高、人文气息浓厚的寺院遗迹深受游客喜爱，也是大多数信徒相信更利于修行的理想去处。在北京地区，几乎所有的景点都有佛教遗迹的影子，而作为旅游胜地的寺院更是占据全部完整寺院遗迹的50%以上，佛教遗迹已经成为风景名胜区最富有吸引力的人文景观。

然而，这些寺院遗迹及其周边环境的规划、建设、管理、保护、服务等事务大多由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中心主管，也有少量寺院因宗教活动场所和园林的双重身份而受到宗教行政部门与园林相关部门的共同管理。除去传承完整、担负宗教功能的少数派，大部分景观性寺庙都是奔着丰富景区文化内涵、发展旅游休闲业、促进地方旅游经济的愿景在近些年完成修缮、复建的。

第四类，是作为企业运营的寺院遗址。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佛教寺院企业化运营的案例，如北京怀柔区红螺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红螺寺。红螺寺始建于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是北方佛教名寺，历朝屡次毁修，民间有“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文革”期间，寺院遭到拆毁，从1990年开始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建设，逐步修缮、复建了寺院、殿堂，增添了旅游配套设施，形成规模旅游效应。公司化运营管理下的红螺寺，实现了寺院遗迹的宗教性、风景名胜的观赏性、民俗活动的感染性和创造经济价值的效率性结合，成为发展寺庙旅游经济的成功范例和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标杆，值得借鉴。

当代北京地区佛教寺院遗迹的流变，与北京独特的政治环境、多元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的利益诉求息息相关，也是全球范围宗教神圣性逐步消解、世俗性日渐增强、信仰愈益个性化趋势的产物，这种变化趋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地区乃至我国佛教的一些发展特点。

北京佛教寺院遗迹的流变是当代我国佛教发展的缩影

相比于国内其他地区对待寺院遗迹的简明、宽松态度（以旅游景点为主），北京地区的管理显得较为复杂、繁琐，这与北京的首都政治地位有关。一座寺院常常要接受来自国家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的管控，这无疑增加了行政负担，降低了工作效率，并且为解决问题时的相互推诿埋下了隐患。

与此同时，一些寺院遗迹与生俱来的宗教性、历史性、文物珍贵性等复合元素常常因为新身份、新的主要功能而被割裂。例如，宗教事务部门和佛教协会主要指导、管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活动，而对其他非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活动无法监管，从而导致一些寺院遗迹里发生非法宗教活动，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破坏佛教形象，伤害佛教信众感情。再比如，非文物部门主管的寺院遗迹，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甚至出租、改造为餐饮会所，给佛教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北京地区寺院景观化趋势在不断增强。佛教寺院遗迹在人们的认知里，越来越表现为消闲旅途中独特的风景线。这与当下流行的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经济息息相关。然而，与景观化相应的是，一些景区的非宗教场所频打擦边球，开发出介于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之间的文化节庆项目，吸引人们的眼球和消费，令这些寺院遗迹逐渐成为带有佛教符号的民俗活动中心，将民间信仰与佛教杂糅在一起，加速了佛教的民俗化。

北京当代佛教寺院遗迹的流变是当代我国佛教发展的缩影。佛教寺院遗迹神圣性的弱化、佛教仪式影响力的下降、佛教文化进一步民俗化、寺院管理企业化，这些变化和趋势对于佛教的发展、民众的信仰、民族文化的塑造和国家的宗教事务管理有何利弊，值得进一步思考。

原标题：北京佛教寺院遗迹的保存和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