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讲孝亲、尊师、重友，季羡林加上一个爱国。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八个字，四个行动，季先生叫它人生四要。他觉得处理人际关系，有这四项，就够了。为什么呢？爱国不用说了，孝亲也是。尊师是尊重比我们长一辈的，重友是友善比我们小一点的。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人际关系囊括无余。所以近一两年来，季先生题写人生四要赠送友人达100多次。 　　季羡林：中国旧时不是把学问分为三种吗，义理、词章、考据，我最没有兴趣的是义理，最有兴趣的是考据。叔父给我编的《课侄文选》还没有义理(哲学)那么深，只是讲平常怎么做人、孝敬父母的道理。那时候爱国都没有提到第一位，爱国是我加上的。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八个字，四个行动，我叫它人生四要。

　　蔡德贵：人生四要。您对爱国主义还是有分析的。

　　季羡林：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原政委张际春请我给他们的学员讲爱国主义。那些学员一律都是大校。那天，我就问大校学员，各位，爱国主义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他们一致回答是好东西。我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高喊爱国主义，那也是好东西啊？他们没有话说了。

　　蔡德贵：您在《留德十年》里提到，爱国和爱国民党政府不是一码事。

　　季羡林：对。不是一码事。

　　蔡德贵：您从德国回来，到上海以后，捧起一把土来，亲吻大地。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就是爱国。您把爱国和爱一草一木、山川大地，融为一体。您在散文里，对燕园里紫藤萝被砍和西府海棠被砍，都感到不满。您把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也融汇到爱国的情怀里了。

　　季羡林：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最后一句话就是，我生平万事不如人，唯独爱国不甘后人。

　　蔡德贵：《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季羡林：对，就是这篇文章。

　　蔡德贵：这篇文章是在《收获》上发表的。中央电视台最近要拍您的六集纪录片，征求您的意见，您不是说没有意见吗？让他们愿意怎么拍，就怎么拍。我对他们提过一个建议，就是按照您这人生四要的线索来拍。

　　季羡林：我觉得处理人际关系，有这四项就够了。为什么呢？爱国、孝亲，自然不用说了。尊师、重友，尊师是尊重比我们长一辈的，重友就是友善比我们小一点的。所以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对人际关系囊括无余。

　　蔡德贵：我跟中央电视台的编导说，您身上爱国的事情，我掌握很多了。尊师也是，您对陈寅恪、西克教授，都是很尊重的。您认为杨丙辰教书不负责任，但是您觉得他是个好人，所以在他最困难时期，买条大鲤鱼，步行送给他。

　　季羡林：不步行怎么办哪？抱着大鲤鱼，没有办法坐车。

　　蔡德贵：对王昆玉，对董秋芳，您都没有忘记。您一辈子没有忘记。

　　季羡林：到今天也没有忘记。

　　蔡德贵：孝亲不用说了，您对母亲的怀念，好多人感动得流泪。您的《赋得永久的悔》，那是韩小蕙组织的系列文章首篇。实际上不光是对母亲，您对叔父和婶母也是尽孝心的。

　　季羡林：对啊。特别是对老祖(婶母)，感情最深。有一个故事，我好像跟你也说过，就是婶母给安徽的小保姆治病的故事，很动人。

　　蔡德贵：结果，不仅那个小保姆没有照顾老祖，反而是老祖把她的病治好了，每天帮她往外挤脓。

　　季羡林：当时小保姆生了一个大白疮，大夫说是恶性的。我婶母是天津的世医，中医世家，真正懂医的。她每天回来以后，先给小保姆治病。

　　蔡德贵：最终把小保姆的大白疮治好了。

　　季羡林：嗯。治好了。她不是瞎治，她是真懂。她还有个治白喉的方法，厉害到什么程度？点一下就立刻见效，她自己配的药，祖传秘方。但是她跟我的叔父结婚的事情，当时我并不赞成。所以，他们结婚的前几天，我就借口到北京来了，我说要准备出国。意思就是，我不愿意参加，不愿意叔父再结婚。这里面没有什么家产的问题。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家产，并不是争家产。

　　蔡德贵：可是您的想法也是很奇怪的。您原先的马婶母对您可不好啊！

　　季羡林：嗯。

　　蔡德贵：她后来怎么了？去世了？ 1935年以前就去世了？

　　季羡林：嗯。晚年稍微对我好一点。

　　蔡德贵：她摆马家的大户人家的架子。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当时吃不饱，也与马婶母有关，按说，她应该给您一点零花钱的。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老祖和叔父结婚的时候，您是有意躲了。您那时候24岁了。她后来对您一点成见没有，知道您有意躲了吗？

　　季羡林：她大概不会知道。后来我尊敬她是因为她的行为，特别是对小保姆的行为，治大白疮这件事很让我感动。

　　蔡德贵：您在德国的时候，她帮助师母糊火柴盒，摆烟摊，很不容易的。

　　季羡林：我回国以后还是很顾家的。我在瑞士买了两块欧米茄金表，回来以后先卖了一块金表，上人家的当了。当时啊，买的那个人问我，这表在瑞士多少钱，他说，我给你多一倍的价格。其实当时国内价格不止多一倍的。我以为多一倍，就把它卖了，这么一个小圆球，给了10两金子，多给我一两，我还退回了。我把它换成钱，自己留一点用，其他的兑换成法币，寄回济南家里了。

　　蔡德贵：那时候这么多金子不得了，对家里帮助很大了，1946年法币还行。

　　季羡林：1946年还行。那时候教授架子挺大的，不愿意排队去领工资。但是随着法币贬值，教授也没有架子了，早早地去排队，领了工资，用飞快的速度跑到东四，买成现洋，因为晚一个小时，就贬值了。买成现洋，放在怀里，心里踏实了。 (笑)这个保险了，在一段时间之内有饭吃了。

　　蔡德贵：那时候您有没有后悔，没有到剑桥大学去？

　　季羡林：没有后悔。我曾经答应到剑桥去，我说得回来看看，回家一看，怎么走呢？家里面穷到那个程度。

　　蔡德贵：那时候换成大洋，怎么寄？

　　季羡林：不是换成大洋，就是把黄金换成当时流行的货币。

　　蔡德贵：在北京往家寄钱也是寄纸币吗？

　　季羡林：那时候是不是有解放区了？

　　蔡德贵：那时候北平还不是。

1948年以后有解放区的钱了。您后来给季承大哥每月寄15块钱，还有常永德，就是常准基的儿子，您的外甥，也是每月寄15块。

　　季羡林：常永德小名叫生子。

　　蔡德贵：常永德没有过继给您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等于您抚养他，一直到高中。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二期　　季羡林／口述 蔡德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