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世间一切问题,无论是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都是人的问题。因为有了人,才有这许多问题,除了人,就一无所有。儒家的“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只说明政治问题以人为主;佛教则直捷了当以“人”为宇宙的中心,这恐怕是一个透彻的道理。我们再看西洋哲学,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通常被称为正统哲学,其思想的共同倾向,乃是人本主义。人本的说法,固然不必尽同于佛,但“人”决定一切问题的原则,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思想家所公认的。

　　一切问题既然决定于人,人生问题当然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说,由于人生问题解答的不同可以直接间接改变其它一切问题的看法。譬如“五四”前后,因为若干留学生的崇拜欧化,我国传统的文化几乎通被抹煞。现在抗战的炮火,紧逼着名流学者们不能不承认我国原来对于人生问题的答案,传统文化的各部门也跟着被提出来重行沽价。其它问题,皆可类推。

　　讲到人生问题,真是一个非常复杂严重而值得毕生用力的事情。我们自生下地来,一直到老到死,短短的几十年当中,除穿衣吃饭睡眠以外,其余的时间,统被是非荣辱、得失苦乐,以及种种打算计较所支配,而结果则无论贵贱贫穷、智愚贤不肖,无非是“一杯黄土掩风流”!人究竟应该怎样做呢?决定了怎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什么好处呢?其复杂、严重,而值得我们毕生用力者在此。

　　其实人一长成,有了相当的知识,不管上智下愚,乃至乞丐流氓,脑筋里总有一个人生观。当然大部分是非常模糊的,但确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人如果没有这个原动力,思想上就陷于极度的彷徨苦闷,行为即无所依据,他非自杀不可。一个人假如能够明明白白地决定应该怎样做人。则其思想便有统绪(也就是信仰),行为便有力量。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是从这里做出来的。我相信他——大丈夫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有意义的。

　　孔子教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儒家的做人之道。其余类似的教条很多,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怎么会这样做呢?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不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呢?孔子似乎并没有多讲,孟子也只说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之端也”等一类道理,似乎还未能完全解除人们的疑惑,而使大家以决定那样做人的态度为满足。所以战国末年,神仙修炼的法术大兴,秦皇汉武做了皇帝,还想求不死药,长生不老。

　　固然,“长生不老”不可能,秦皇汉武的求不死药实在足一种迷信,但确是古往今来,人类感情上一种共同的强烈的要求。有许多自以为通达的人,把这种迷信的形成归罪于佛教,其实大错特错。现在讲佛教与人生的关系,不妨从这里说下去。

　　所谓迷信,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求灵性的永生,一种足求现世或来生的福佑,都是我国原始的宗教,即在其它国家里,也普遍地流行的。记得我出家以前,在上海参加过一个外国人的宗教小团体,会员有英国的上海驻军副司令,法国的教授,丹麦的工程师,挪威的船长和牧师,美国的大老板,中国人只有我一个。团体的名称叫HeaUngGroup,每星期三下午二时开会一次。人一到齐,会长——那个副司令虔诚地点起三支印度线香,在门口窗前桌椅下面各处挥过之后,插在桌子底下,他坐在桌子的一端,拿出一根长约三丈的银丝,把中间一节给坐在桌子那一端的副会长——那个美国大老板握着,他自己又把银丝的两头系在左右腕上。我们也用两手捏住面前的银丝,于是起立唱赞美诗,文句和耶稣教所用的差不多,结末不是AMEN而足长渎OUM三个音,据说是印度教的办法,那倒比“阿门”来得肃穆庄严。唱完,会长恳切地宣布病人的住址和姓名毕,大家合目危坐,心想病人约二十分钟,再起立唱赞美诗,算是做完了“功课”,然后散坐讨论关于神学上的问题。他们说,大家捏着银丝心想病人的时候,各人的精神团结在一块,天使就拿去送给病人,助之速愈。这第一先要承认有不死的天使,第二还要相信神力可以医病。和我国一般人的信奉吕纯阳、济公活佛、关帝,毫无两样,实在足一桩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以为这都是发动于人类求生的欲望,因为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不死的人,短短几十年,偶一回想,真如石火电光一闪即过,假定不足醉生梦死的人,一定会发生惆怅与恐怖,因此而有求长生的希图。同时天地间的事情,千变万化,人们所希望的,不见得都能够达到目的,就算能达到目的,也必一定经过许多曲折困难与痛苦,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的确足经验之谈。并且有许多事实上的阻碍困难,不完全是人类的聪明才力所能避免与改善的,因此而有神的祈求。所以这种夹七夹八的迷信,无分古今中外,总是那么流行着。上面所说儒家未能解除人们的疑惑者在此;道教虽然浅薄,“道家又作别论”而始终能摄取许多信众者也在此。

　　释迦出家,因为看见了生物的互相残杀,和感于人事无常--生老病死的苦痛,可以说完全为的足人生问题。可见他不因为生物的互相残杀而消极退避,不因为人事无常而希图长生或神的默佑。他根据其所观感,进求所以然的道理,经过多年的深思明辨,终于在菩提树下发见了生物互相残杀和人事无常的原因。他以为生物的互相残杀是可以消灭的,长生不死不可能,神的默佑总归会使人们失望的,要想解除生老病死的痛苦,另有正路。于是他从此振作起来,慈悲无畏,到处说法,想替人们永远解除心头的迷惑,而循着一个正确的目标,活泼地做人。

　　他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念念迁变,莫有一刻停留,自然没有一事一物能够常存不坏,所以无常是宇宙的实相。无常之故,由于缘生,就是说一切东西是许多因(如种子),与缘(如日光空气水土)和合而成的,因缘千差万别,而为之主者则是吾人的心识。譬如一支粉笔,虽然借铅粉的因与人工胶水相缘而成,但假定没有人们的心识,纵使存在,谁会发见他,利用他?一桩东西不能被发见、被利用,根本等于不存在,其余的一切皆可类推。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佛家承认人为宇宙之中心,而心识又为吾人的中心,那末世间的一切问题,应该决之于吾心了。

　　一切问题既然决之于吾心,而心理状态,事实上并不简单,最重要的是“执着”。执着即不免为己自私,于是为着私欲的满足或不能满足其私欲,对父母可以不孝,对长上可以不忠,其余种种残败德行的事情,皆从此而起,此世之所以胶胶扰扰,互相虐杀而无已也。欲破执着,首先要了解那个宇宙的实相——无常,既知无常,则对于一切不必要的追求,自然看得淡些,应该那样做的事,或者就会顺着事理那样做去,则自然入孝出悌,谨信亲仁,而堂堂正正地做像一个人。又缘生须受因果律的支配,因果循环,丝毫不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确是不移的定理。所以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非积极向上为人不可,这就可以激发道德行为的开,展,则佛教的确可以补充儒家之所不及,而助之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因果不爽故,“善恶无门,惟人自召”,则做了恶事求神保佑,纵使有那种贪赃枉法的神,也一点没有办法。反之,纵使有那种嫉贤害能的神,也不能取消我们应该享受的福报。所以求神默佑,实在太不合理。又心相续故,业力不灭;业力不灭故,生命不断“相似相续”,生命既不断,则不用更求长生。况且那许多想求长生的人,是迷信修炼形体可以蜕变出一个永生的灵性来,这也无论如何讲不通的,所以说是迷信。我们如果把这两种迷信破除了,立身行事,自作主张,同时常常体验宇宙的实相,则一切是非荣辱、得失苦乐,自然不会扰我精神,慢慢可以达到孔子所谓“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境界,则生机活泼,“上下与天地同流”,也就是佛教所谓断执的境界。《庄子》说:“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人生至此,或者可以建立崇高的人格、伟大的德性。以之治国,则旋乾转坤,登斯民于衽席;以之教人,则循循善诱,率天下而同风。就是经商作工,也决不至于成为贱丈夫,在阵营里,我想他也一定非常勇敢的。

　　这样说来,佛教的人生观和儒家相伤佛,不过佛教以哲学为出发点,事事求其究竟;儒家处处以伦理为鹄的,只求事事得当。两者相合,则澈上澈下,圆满无缺,而整个人生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人生问题解决了,个个人都有一个生活的目标,则社会决不致于像现在那么混乱龌龊,从而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也可以得到正常的解决。但愿每个人都懂得佛理!研究佛学!

　　(原载《觉有情》1942年第10卷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