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天在沪求学时，最崇拜其师吴在公之。公之日常言行，及其讲堂所授，怀天时时为余称道，纤细弗遗。年假后，怀天回校，携带佛书六七种，皆其师公之为之选定。盖因怀天丧母心伤，故劝以读佛书自解耳。余在教师休息室中一桌*西窗，坐南朝北。怀天一桌在余座后，临南窗，坐东朝西。怀天携来之佛书，余亦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尤爱读《六祖坛经》。余之治佛学自此始。

余时正习静坐，已两三年矣。忆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殓。尸体停堂上，诸僧围坐诵经，至深夜，送殓者皆环侍，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复知觉。又知堂外铳声即当入殓，始披衣起，出至堂上。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念此后学坐，倘时得此境，岂不大佳。

回至学校后，乃习坐更勤。杂治理学家及道家佛家言。尤喜天台宗《小止观》，其书亦自怀天桌上得之。

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禁止。然余性躁，愈禁愈起，终不可止。乃改用观法，一念起，即返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如此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返观自问，我顷方作何念，乃忽又来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

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轻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纵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大解放，快乐无比。

如此每坐能得此片刻即佳。又渐能每坐得一片刻过后又来一片刻，则其佳无比。若能坐下全成此一片刻，则较之催眠只如入睡境中者，其佳更无比矣！余遂益坚静坐之功。

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呼其停*。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时为一九一八年之夏季。此下一年，乃余读书静坐最专最勤之一年。

余时锐意学静坐，每日下午四时课后必在寝室习之。时鸿模亦有一军乐队，课后必在操场教练。余在寝室中可闻其声。其时国歌为《中华独立宇宙间》，歌中后半有一字，军乐教官教至此字，声快慢错四分之一拍。余因昔在府中学堂习昆曲，知此甚稔。其时余习静坐工夫渐深，入坐即能无念。然无念非无闻。恰如学生上午后第一堂课，遇瞌睡，讲台上教师语，初非无闻，但无知。余在坐中，军乐队在操场练国歌，声声入耳，但过而不留。不动吾念，不扰吾静。只至其节拍有错处，余念即动。但俟奏此声过，余心即平复，余念亦静。

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若心中自恃有一长处即不虚，则此一长处，正是一短处。余方苦学读书，日求上进。若果时觉有长处，岂不将日增有短处？乃深自警惕，悬为己戒。求读书日多，此心日虚，勿以自傲。

某日傍晚，家中派人来学校唤余回家。余适在室中坐，闻声大惊。因知静坐必择时地，以免外扰。昔人多在寺院中，特辟静室，而余之生活上无此方便，静坐稍有功，反感不适。以后非时地相宜，乃不敢多坐。 （文：钱穆）

钱穆（一八九五—一九九零）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一九一二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一九三零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一九六七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他在台北寓所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一代大师隐入历史，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