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往圣继绝学 一一 金陵刻经处侧记
发布时间：2023-09-07 03:03:41作者：普门品全文网1922年底，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
侍讲席两旬，所以弘我者无量。方翼多聆慈诲，益植善根，不意比以积劳，病中心藏，医者督责辍课静养。
收信人写的是 竟无先生吾师 ，言辞恳切、执弟子礼甚恭。竟无先生，即近代著名大学者欧阳竟无。实际上，欧阳竟无只比梁启超大两岁而已。这其中虽有梁启超自谦的成分，但是对其的尊重程度，亦可见一斑。
此时，欧阳竟无执金陵刻经处编校主任，创办支那内学院，印经、讲学、做研究，名显海内。1922年10月，欧阳竟无在支那内学院讲《唯识抉择谈》，恰逢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便也前来听讲。但是只听了 两旬 ，便因病不能继续，遂有此信。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 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相关 。他本人也是与佛学相关的新学家之一。而掀起这股 伏流 的，便是欧阳竟无的老师，有 中国佛教复兴之父 之誉的杨仁山。
【二】
杨仁山（1837-1911），名文会，字仁山，以字行。祖籍安徽石埭，以其所居堂号为深柳堂，世称 深柳大师 。杨仁山自幼聪慧过人，综习儒学及诸子、天文、历算、黄老、舆地等等。其父杨朴庵，乃曾国藩同年进士，故杨仁山年轻时候就能参与国务政事，并入幕曾国藩帐下，深受器重。可他生性淡泊，一直和官场保持一定距离。
1864年，杨仁山居父丧养病期间， 阅他书不惬意 ，却对多年前购得的一本《大乘起信论》发生浓厚兴趣， 赓续五遍，尽窥奥旨 ，于是 遍求佛经 。此后，开始了他崇心向佛之路。
然而，当时佛教界的现状，却是一片衰颓。
明太祖朱元璋改革僧制，清世宗雍正又介入僧团论诤，佛教自此思想禁锢，噤若寒蝉，禅净末流大肆横行。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更是有致命性的摧毁 其所到之处，寺庙、经像、书籍，焚灭无遗。尤其江南地区，破坏最为严重。
制度、思想的管控，以及来自外界的种种打击，使得清末民初佛教衰颓严重，僧众居士鱼龙混杂，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所谓 释氏之徒 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做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 。（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
1866年，杨仁山督办在南京督办工程。工作之余，与同事一起学佛探源。他认为只有经典流通，才能挽救当时的现状， 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之世界，全赖流通经典以普济 ，便发心刊刻佛经，来弘扬佛教事业。
可能今天很多朋友，对当时 刻经 的意义不大理解。要知道太平天国之后，江浙地区基本见不到什么佛教经书。
比如今天随处可见的净土诸经，在当时却是 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于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迨不可得。 （重刊《净土四经跋》）故杨仁山也曾说，刻印佛经是 为了补齐那些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毁坏的佛教典籍。
在朋友王梅叔处，杨仁山偶然发现了魏源所辑的《无量寿经》。他喜出望外，遂将《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四经合刊一本，是为金陵刻经处刊刻的最早的佛经 《净土四经》。以此为标志，金陵刻经处的事业正式开始。
【三】
严复说：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 （《原强》）晚清以来，救亡图存、开启民智，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侯外庐直接把这段时期称为 启蒙阶段 。时代影响所及，每位思想家 无论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还是保皇党等，罕能超出时代之大势，皆受其感召，不可避免地印有这个烙印。
身在其时的杨仁山，亦复如是。和我们通常的 传统 印象不同，杨仁山并非思想保守、关起门来作研究的居士，相反，是一位目光相当锐利的先进学者。
据《杨仁山年谱》，1875年、1878年，杨仁山曾随曾纪泽、刘芝田两度出使欧洲。除考察西方政治经济之外，杨仁山更是接触了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带回地平仪、天文镜、子午仪等测绘工具；又认识了诸如日本僧人南条文雄这样的朋友，为其以后搜集佛经提供了极大便利。
1896年，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来到南京，谒见杨仁山，向其学佛。谭嗣同称赞杨仁山为 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还，差足自慰 ，视其为佛学第二导师。并在南京寓所，用了大约半年时间，于次年年初，写成著名的《仁学》一书。
书中明显能看到谭嗣同受华严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的影响，综合儒家杀身成仁的理念，奠定了他后来悲壮殉难的英雄情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道： 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 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 明确指出杨仁山对谭嗣同的影响。
开启民智必须学习科学和新技术。1897年2月上旬，杨仁山、谭嗣同还联络了郑孝胥、蒯礼卿、徐积余、缪荃孙、刘聚卿、茅子贞等学者，组织了 金陵测量学会 ，会址就设在杨仁山的寓所。与会者多为维新人士，此学会的主旨，则是宣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救国启蒙。
金陵测量学会，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科学组织之一。
【四】
除了刊刻佛经、传播自然科学之外，杨仁山还萌生了兴学培养佛教人才之念。而最终将兴学之举付诸实践，与以下两个事件有关。
其一，19世纪末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 佛学启蒙 运动。1893年， 现代印度佛教复兴之父 的锡兰佛教居士达摩波罗，在上海与杨仁山会晤，希望中国能派高僧到印度弘法。杨仁山对此深表支持，但 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乃创议数年，无应之者，或时节因缘犹未至耶？请以观诸异日 。
其二，是清末的 庙产兴学 运动。1898年 戊戌变法 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劝学篇》上奏朝廷，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将全国佛教寺院与道观的大部分改为学堂。此即著名的 庙产兴学 运动。这一政策1901年开始，各地纷纷响应，1906年达到高潮。为保护寺产，各大寺院便陆续兴办了一些僧教机构，然而这些僧学堂，并无意真正振佛学教育之意。
面对此颓废景象，杨仁山当仁不让，决心自己办学。
1904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内添造房舍，为创办学堂做准备，并写信给南条文雄，求取日本僧伽教育的成功经验。
1907年秋，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座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 祗洹精舍，正式在金陵刻经处开办。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善士捐助，除月霞法师募化所得之外，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时督办南浔铁路，便布施其薪俸于金陵刻经处，也成为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
1908年9月，各地招选的僧徒俗众也已到达，祗洹精舍正式开学。当时拟定的学习课程总有三门：一为佛法 这是根本课程；二为英语 以后和世界交流的工具；三是梵文 应达摩波罗之请，培养僧才，再传佛法于印度。其余国文、史地、算术不一而足。
祗洹精舍的授课老师，都是当时一流人物。高僧谛闲法师任学监并讲天台教观，著名诗僧苏曼殊讲授英文、梵文，李世由讲授汉文，杨仁山自己则主讲佛学。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祗洹精舍影响力大增。第二年春天来报道的学生队伍中，有一位21岁的年轻比丘 太虚法师，后来将成为宗教领袖，和精舍的其余同学 仁山法师、智光法师，欧阳渐、梅光羲等，共同影响近代百年的佛学走向。
可惜的是，由于经费问题，祗洹精舍只办了一年多，就停止了。
精舍停办不久，杨仁山又与同仁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 该会每月开会一次，每七日讲经一次，听者多欢喜踊跃 ，参与者多为当时各界名流。
【五】
章太炎曾说： 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 （《支那内学院缘起》）清末民初的佛学特点，是居士和知识分子钻研、弘传佛教。其中原因很多，但是和清朝的治学传统以及启蒙救亡的理念，显然是密不可分的。
自龚自珍、魏源等今文家开始，学者借用佛学思想，发挥儒家的微言大义，已成风气。所谓 龚、魏以来，公羊派多公然为佛弟子以研究佛教者，实近八十年内所起之新现象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康有为更是如此，其《大同书》的理想世界，几乎就是华严的十玄门、一真法界的翻版。
华严学说 圆融无碍 的思想，容易让人们消除世俗、解脱的二元对立，把 追求彼岸的解脱 转化为 对当下的关注 。如此一来，佛教在世俗层面的积极意义就显露出来。
所以，杨仁山主持下的金陵刻经处，早期所刊刻的，还是以净土、华严等经典为主。而杨仁山给外界的印象，也是华严、净土家。梁启超说： 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教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可是在杨仁山看来，如果仅知 佛教粗迹，于精微奥妙处，未之知也 ，那么 高明特达之士，仍不见信 。所以，除了常见经典，必须流布能传达佛教深意的经典，才能真正振兴佛教。
再者，当晚清大多数人都主张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时候，杨仁山已经超前意识到，技术只是表象，必须从 学问 的层面进行彻底改变。他曾与人言： 斯世竞争，无非学问。欧洲各国政教工商，莫不有学。吾国仿效西法，不从切实处入手，乃徒袭其皮毛。
技术强大，是学术先进的外化表现。如果只关注技术，必然始终落后。所以，杨仁山不自觉地还是想从中国的传统学术中，找到可以和西学相抗的东西。
随着杨仁山的体悟研究，他越来越注重对唯识经典的弘扬。重要原因之一，是唯识的学理性非常强，因明的宗、因、喻三支，可以和逻辑的三段论相类比，几乎完全符合西方意义上的 哲学 概念 这，正可以用来抗衡西方学术。
在日本僧人南条文雄的帮助下，他从日本、朝鲜等地请购回大量的隋唐古经书，其中就有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这样重要的唯识著作。近代唯识学由之而兴，影响所及的僧俗学人，不计其数。
杨仁山虽然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但是胸襟光明、眼界开阔，对门下弟子的学问路数，却不强加一致，反而各自引导。一时门下弟子人才济济，各有所长。如 谭嗣同善华严，桂柏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夥矣 。（《杨仁山居士事略》）
1911年10月2日，杨仁山安然谢世。他安排好后事，生前已将住宅布施出来，用作金陵刻经处永久之用；刻经处的管理和日常运作，由董事会共同决议。
而刊刻佛经的编校问题、学术负责以及光大唯识的事业，则待由他的继承人 欧阳竟无来完成了。据说，杨仁山临终前，将事业托付欧阳竟无。欧阳 以如何守成问 ，老居士曰：
毋然，尔法事千百倍于我，胡拘拘于是！（吕澄《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
【六】
欧阳渐，字竟无，江西宜黄人，早年肄业于经训书院，攻读经史，兼学西学。同学桂柏华笃信佛学，其虔诚精进对欧阳竟无大有触动。1904年，欧阳竟无33岁，在南京认识了杨仁山，便从之学佛。两年后丧母，自此发心茹素戒色，皈心佛法，以求解脱。后游学日本、再回国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师。1910年复从杨仁山座下学习。
当时，杨仁山已是暮年，专力唯识，一边校勘刊刻唯识经典《瑜伽师地论》，一边研读学习。另外，杨仁山欲编纂《大藏辑要》，为初学佛法者指示门径。可惜《瑜伽师地论》只刊刻了前半部，《大藏辑要》也没有完成，就去世了。
欧阳竟无继承乃师遗志，全面负责金陵刻经处的编校刻经工作和学术事业。
1914年，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设立研究部，聚众讲学、兼责刻经。至1917年，刻成《瑜伽师地论》后50卷，毕竟杨仁山生前遗愿，并写了《纲要》，阐明他后来分 唯识、法相为二 的 约观心门建立唯识义，约教相门建立法相义 的总义纲要，这也成为欧阳竟无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之一。
后来，由于金陵刻经处董事会人事变动频繁，影响颇大。沈曾植建议欧阳竟无 不必争金陵刻经处，当本其所学，别创规模 。于是欧阳竟无下定决心，写制简章，着手筹建支那内学院。所谓支那，即是中国；内学，即是 佛学 的自称，与 外典 外道 相对；支那内学院，就是 中国佛学院 。
此举颇得各界名流学者支持，沈曾植、章太炎、陈三立、梅光羲、金蓉镜、蒋维乔、熊希龄、蔡元培、叶恭绰等一大批近代文化史上的学者，纷纷在简章签字，成为筹办支那内学院的发起人。
在符九铭（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支持下，1922年7月，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欧阳竟无为院长，地址设在南京市公园路，占地16亩。虽然支那内学院并没有设在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的面积也不足以容纳一所正规的佛学院），但是我们通常依然感觉两者之间密不可分、一脉相承。
实际上也是如此。在支那内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欧阳竟无讲道：
我亲教师杨老居士首创祗洹精舍，余亦曾观发起，意在陶铸真士，重入五天，考求文献 今之所存，唯武昌佛学院与本院，实承祗洹精舍而来也。
据吕澄先生回忆，支那内学院分为事、学二科。事科，包括藏书、刻经、宣传、视察等，学科包括教学、研究、译述、考订等。除了日常讲课、培养佛学人材外，主要的工作也还是校刊刻经。此外，将内学院研究成果集结，出版了四期《内学》，在当时学界影响巨大；并继续对照梵本、汉译本，编校内典《大藏辑要》。
【七】
欧阳竟无在开学典礼上提到的武昌佛学院，和支那内学院一样，同为 实承祗洹精舍而来 ，在近代佛学史上影响巨大，甚至被称为 佛学院中的黄埔军校 。主要发起人和院长，则是太虚大师。
早在杨仁山办祗洹精舍的时候，太虚大师就前往学习。虽然学习时间很短，只有一学期，但是对其影响很大。后来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将求学于祗洹精舍，列入其求学四期之第一期，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欧阳竟无和太虚大师虽有同门之谊，又共同推进佛学教育，培养佛学人才，但是后来却发生了巨大的观点冲突。
一来僧俗有别。欧阳竟无作为护法居士，对当时僧人不学无术的现象痛心疾首，以革新之姿态，主动站出来，针砭补救。欧阳竟无成立佛学会，就是为了研究因明、唯识，以扫禅宗净土轻视学问的流弊。后来又试图发起 中国佛学会 的组织，为此专门拜谒孙中山，并获得孙中山的支持。欧阳竟无主张 但劝人学佛、而不劝人出家。因出家者虽多，而学佛者甚少也 。（《与桂柏华书》）因此在言语上，对僧众不免有过激之处。
他的言辞主张引起社会巨大反应，僧俗两界都有批评。1913年，八指头陀寄禅大师、太虚大师等共同发起中华佛教总会，欧阳竟无遂发来贺文， 中国佛学会 自动解散并入其中。
但是欧阳竟无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后来还应南京高师哲学研究会之邀，做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须》的著名演讲，强调应该把佛教组织和佛法思想分开，遵循他一贯的立场。
客观上说，僧宝驻世，意义重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僧宝不在，佛法就无所谓存在的意义了；但是现实中的一些现象，确实也如欧阳竟无所言，在特定环境下，一些僧人的行为甚至严重破坏佛教形象。太虚、欧阳各执一词，均有道理。
对出家态度的理解和立场，是太虚与欧阳的第一大不同。
第二，围绕《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在学术的认知上，两人也有很大差异。
大约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日本兴起批判佛教思潮。学者松本文三郎、望月信亨、村上专精等人，从文献角度，对《大乘起信论》的真伪进行考辨。梁启超将几位日本学者的观点集结成册，介绍给国内，引起一片哗然。
传统认为，《大乘起信论》是印度高僧马鸣之作。一直以来，此论就是中国人学佛最重要的入门典籍之一，也是天台、华严、禅宗等学派的重要理论依据。可以说，如果判定《大乘起信论》是伪作，中国佛教的信仰基石将会动摇坍塌。
吕澄曾说：
在近代，支那内学院在佛学研究方面如果说有点成就的话，那就是在佛学研究方法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即过去研究佛学，长期来只是就翻译过来的汉文典籍进行研究。到了支那内学院，我们组织研究者学习梵文、藏文，又搜集梵文原本和藏文藏经，从而对照梵文、藏文经典，校勘汉文经、论，结果大开眼界。许多译成汉文的经典，原来难以理解的，甚至翻译传抄有错的，一对勘，毛病都出来了。
此论真伪干系重大。由于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更注重文献，更偏重学术和文献考辨；太虚大师为首的武汉佛学院，除了对《大乘起信论》的义理做肯定外，更关注该论对大众信仰的现实意义，双方的矛盾必不可免。
欧阳竟无的弟子王恩洋、吕澄发表文章，分别从义理校勘、文献考辨角度认定此论伪作；太虚大师则予以有力的辩驳和回应。这场论辩持续数年之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主要的论诤之一，直接形成佛教后来的两个治学流派，影响至今。
关于这次论争，分析的文章已经很多。很多学者都将之描述为彼此立场截然对立、关系交恶。实际上，王恩洋后来对此事写道： 法海腾波，潮音竟响，打破千余年之沉寂，真为佛学界三十年来之一大事。非两院对立，安能有如断立破盛举耶。 令我辈汗颜且敬佩的是，太虚大师和欧阳竟无尽管观点不同，双方依旧惺惺相惜、和睦如初。武昌佛学院和支那内学院的关系，也并未受损，依旧来往密切。
后来支那内学院经费不足，《内学》停刊，他们的研究成果，就主要发表在太虚大师的《海潮音》上；南京沦陷后，支那内学院搬到重庆江津，与太虚大师在重庆缙云山主办的汉藏教理院比邻而居；两院还一起开会商讨抗战残余如何复兴佛学；太虚大师也曾多次邀请王恩洋去讲唯识。
欧阳竟无命运坎坷，丧母、丧女、丧子，一生磨难。王雷泉在《欧阳竟无文选 序》中说其人是 悲愤而后有学 。横在欧阳竟无面前的，是悲凉的过往，又是危亡在眉的乱世和稗草丛生的佛教。唯识学孤军兴起，他力扛刻经、讲学重任，又具备过早的学术眼光，引进不同语言的藏经校勘文献，必然要遭受众人的诋毁和时代的不解。
所以，温金玉教授说： 欧阳竟无在世时，他的事业已经是 别调孤弹 ，在他死后的相当长岁月中，亦不为世俗社会和佛教界所理解。 宗教则屏为世学，世学又屏为宗教，舂粮且不能宿，盖垂青者寡矣。 他 确实是以殉道者的精神，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研修生活 。
1943 年，欧阳竟无在支那内学院蜀院去世，享年72岁。三百弟子奔丧江津。太虚大师闻讯悲哀不已，挽之曰：
胜军论后有斯文，公已追从先哲；
石埭门中空上座，我犹孤掌赠哀。
上联称赞欧阳竟无可以比肩印度著名佛学大师、玄奘法师的师傅 胜军论师，下联追忆同学之谊，同为 石埭（杨仁山是石埭人）门中 。而 空上座 孤掌赠哀 七字，使人读来，不胜戚戚，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不由让人想起晋代高僧支道林和同学法虔。法虔去世后，支道林精神颓丧、郁郁寡欢，常对人说：
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世说新语 伤逝》）
所谓 冥契既逝，发言莫赏 ，便只剩了 孤掌 。没有了最强的论敌，也丧失了最好的知音。
四年后，太虚大师圆寂。
【八】
金陵刻经处所刻的经典，在当时即被人们称道赞颂，称为 金陵本 宁刻本 。这不仅因为其印制精良，更和杨仁山刻经的理念相关。
《等不等观杂录》收有杨仁山回复郭月楼（道直）的一封信，当时郭月楼请杨仁山刻《高王观音经》，杨仁山认为此经 俗间所传《高王观音经》，古人已辨其伪 ，便拒绝了郭月楼的请求。并说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之始，即有公议条例，即 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 。这便是著名的 三不刻 标准。
除了刻印佛经，杨仁山还延请南京著名刻工如潘文法、甘国有、姜文卿，精心刻制《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慈悲观音像》《灵山法会》等作品刊印流通。尤其《灵山法会》，人物形象多达97人，人物神态各异、画面层次分明，即便在今天，也是难以超越的艺术瑰宝。
本着弘法利生的精神，金陵刻经处所刻的佛典，均采用书本形式，方便携带；所刻印流通的经典佛像，只按纸墨印工计算成本，使一般大众易于获得。
据罗琤《金陵刻经处研究》统计，至杨仁山去世前，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253种，以大乘经典、古代高僧注疏文集等为主。光绪前后，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朝鲜等地搜购到的一批隋唐古德佚书、各宗典籍约280余种，进行大量刊布。
总览印经书目，除了传统的著名大乘经典如《楞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尤其华严、净土宗经典注疏为多，如《大方广佛华严经要解》（宋戒环集）、《佛说阿弥陀佛经疏》（唐元晓撰）、《净土知津》（明智旭撰），等等。
民国时期刻印249种，其中大乘唯识和中观的比重逐渐加大 显然是因为欧阳竟无、吕澄等人的学术认知所影响的。《大乘五蕴论》《摄大乘论》《中观论疏》《辨中边论》等著名大乘论典，以及《瑜伽师地论记》（唐遁伦集撰）、《瑜伽师地论目录》（唐玄奘译）等研究性的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刊刻的。
1949年后至1966年以前印经籍36种，大部分是玄奘法师的译著作品。
在杨仁山的影响下，各地刻经事业蓬勃发展。金陵刻经处筹办人之一妙空法师在扬州创办了江北刻经处；发起人之一曹跃湘居士创办了长沙刻经处；杨仁山的门人学友徐蔚如、蒋维乔、周叔迦、梅光羲等，先后创立了北京、天津、江西刻经处。
这几处刻经处与金陵刻经处有计划地分工合作，根据统一的刻经版式，共同刊刻全藏和《大藏辑要》，汇成了当时刻印佛教经籍的高潮。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处的经板，又重新归入金陵刻经处，至今妥善保管。
在金陵刻经处的仓库里，还有一套《百喻经》雕版30块，是鲁迅当年为其母祝寿，请金陵刻经处代刻的。1981年，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时，金陵刻经处特意复印《百喻经》以作纪念。
经末附有当年刻的《后记》：
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圆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赀六圆，拨刻《地藏十轮经》，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
【九】
可能杨仁山自己也没想到，金陵刻经处会持续这么久，并对中国近代文化有如此大影响。
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经典，广为散布，自不必说。就以祗洹精舍为核心，旁及影响的弟子、门生、社会名流，已然不胜枚举。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
杨仁山的弟子，除了前文提及的欧阳竟无、太虚法师、谭嗣同、梅光羲、桂伯华等人，另有李证刚、狄楚青、高鹤年等著名居士，梁启超、章太炎、苏曼殊、谢无量、梁漱溟等皆来问学；硕学宏儒如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等，皆与杨仁山时相研讨。
欧阳竟无办的支那内学院，后来培养了近200名学生，旁及影响的学者如蒙文通等更是不计其数，门下最为杰出者，为王恩洋、熊十力、吕澄。熊十力执教北大，为新儒家开创者之一。最为突出者是吕澄，深谙英、日、梵、藏、巴利等语，治学领域广泛，精通印度、汉地与藏传三系佛学，并且对梵藏佛典的校勘、版本目录、文献学等极为精审。蓝吉富先生评价吕澄说： 在所有佛教研究领域里，如果综合起来衡量，在广度与深度上，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佛学界的第一人。
而太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更是培养出了如法尊法师、观空法师、法舫法师、默庵法师、大勇法师、机警法师、印顺法师、慈航法师、演培法师等大批佛门龙象，并积极一生推动僧制改革，提倡 人间佛教 。直至今日，整个华语佛教界，皆受其思想影响。
杨仁山在《与某君书》中说：
鄙人所期于后学者，将来可作人天师表，开阐如来正教，不入歧途，不落权小，则末法衰颓之象，或可振兴乎？
想来有此数公，杨仁山《与某君书》中所讲的期望，算是圆满了。
参考文献：
罗琤《金陵刻经处研究》、《杨仁山大德文汇》、姚彬彬《现代文化思潮与中国佛学的转型》、《太虚大师年谱》、《欧阳竟无集》、吕澄《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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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政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