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新中国,对海外某些关心佛教的人士来说,可能是一个谜,但是这个谜最近已被打破了。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缅甸代表团团长德钦哥德迈居士回国以后,拿出新中国佛教界送给他们的银塔、金佛像以及锦匣装璜的佛经给记者们看,并且说:“帝国主义者说新中国没有宗教是骗小孩子的话。”的确,用暴力消灭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国家里面的宗教信仰是十分荒谬的事情,恩格斯反对于前,列宁斯大林继续反对于后,所以苏联现在还有非常合理的宗教团体和制度。帝国主义者为了欺骗人民达到他的侵略目的,说新中国没有宗教,真是仰面唾天,心劳日拙。事实上,新中国的佛教比以前更好了。圆瑛老法师在1 952年10月1 5日北京广济寺召开的佛教座谈会上说:

　　佛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曾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上发生过很大影响,佛教信徒在中国人民中还不少,一部分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信仰佛教。佛教在蒙古民族尤其是西藏民族中享有很高的信仰。解放以前,中国佛教是受着种种限制和遇到很多困难的,如寺庙经济依赖着封建的土地制度,寺庙常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动军队的破坏。而一部分外国传教士也常常攻击和诽谤佛教,如他们在传教的时候攻击我们佛教徒是偶像崇拜者是迷信。着名佛教文物遭受严重的破坏,如云冈、龙门等地佛像的头部大都被敲断了搬运到纽约、伦敦的博物馆里去,敦煌的古写经卷也大都被偷走,不能归还,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徒非常痛心的事情。

　　解放后,情况完全改变了,佛教得到真正的信仰自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完全保障此种信仰自由。回忆制订这个纲领的时候,就有各宗教的代表参加,佛教就有巨赞法师和赵朴初居士作代表。佛教徒不仅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而且也得到参加政权的机会,提高了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全国各省市以及一部分县的人民代表会议,都有我们佛教徒参加,巨赞法师就是北京佛教界全体投票选举出来参加北京市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宗教与宗教之间诮除了隔膜,佛教文物得到切实的保护,一九五0年七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颁布了保护古文物的指示,其中指出要保护庙宇碑塔雕塑石刻等建筑,寺庙经费从封建的土地制度解放出来以后,僧尼生活一部分取给于信徒的布施。一部分由政府补助。如北京各寺庙老弱僧尼,由政府补助生活费用者,共有一百余名。关于寺庙的修理,政府正以大力进行,各地的名寺古刹如北京的广济寺、雍和宫、上海市的玉佛寺、静安寺都焕然一新,杭州正在修理灵隐寺。这说明宗教信仰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社会里是能够充分获得的,因此新中国佛教徒都能够非常安心地过他们自己的宗教生活,如讲经、修定、祈祷、培养僧尼和一般信徒的精神教育则一直在各地分别举行,并无间断,佛教习惯,佛教清规也都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如北京的《现代佛学》,上海的《觉讯》等杂志来弘扬教理。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加强佛教活动的计划。

　　中国佛教徒既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与新中国其它各界人民一样也热爱祖国。由于热爱祖国,所以各地佛教徒自动订立爱国公约,参加爱国运动,自觉自愿地进行爱国主义的学习-新中国的佛教徒认为参加爱国主义的学习和参加爱国主义运动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种方式,与佛陀遗教并无违背。因为新中国是人民政权,凡是人民在做的事情,都是有益于人民的,有益于人民的事,佛教徒都应该做,这样才能和全体人民打成一片,能使大家认识佛陀的真精神以扩大佛陀的影响。中国佛教徒在解放以后的一切工作,大都本着这个精神做的。”

　　圆瑛老法师今年已经75岁了,在佛教界内一向足属于保守的一面,解放之初,他不明白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究竟要怎样搞法,他也不明白佛教在中国究竟有无前途,所以有一个时期曾经闭门谢客,不问时事,态度是相当消极的。可是后来新中国的每一件事实都证明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坚强的站立起来了,佛教也得到了充分的信仰自由,所以他仍旧在上海讲经,办法会,而盛况不减当年,此次又不辞辛苦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他于1952年9月16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招待锡兰贸易代表团的宗教座谈会上发言道:

　　我做了五十多年的佛教工作,但直到最近的二年来,我才有一个认识。这就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在和平民主国家里才可以获得、这个认识,过去是没有的,而是由于我三年来的亲身经历,一天一天地确定起来的。我回想到自己过去五十多年为佛教而工作的历史,跟今天对比起来,我感觉到我现在很幸福。今天在人民政权下,过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的、关于佛教自由与权利的要求,已加倍地实现了!而尤其可宝贵的是:三年来社会的道德,普遍提高了、“为人民服务”一句话,成为每个人思想行为的标准了,因而大大地降伏了自私自利的心理,大大地发扬了互助互济的精神。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佛教徒弘法利生的工作,便能够正确而顺利地进行?何以故呢?因为现在社会上所不许作的,也正是佛教的戒律上所不许作的;社会上所提倡作的,也正是佛教的教义上所提倡作的。释迦牟尼佛,所教训我们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道理,在今天和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得到了一致。

　　圆瑛老法师的这一番话,正是代表了新中国广大佛教信徒们的认识与感想,今后新中国佛教的面貌如何,也可从这里想象得出来。最近中国佛教界着名的活佛、法师、居士:虚云(113岁的禅宗大德)、喜饶嘉措、噶喇藏(内蒙古甘州寺大活佛)、圆瑛、柳霞·土登塔巴(西藏致敬团团长)、丹巴日杰(西藏札什伦布寺大堪布)、罗桑巴桑(五台山札萨喇嘛)、多吉占东(西藏萨迦寺大卓尼)、能海、法尊、巨赞、陈铭枢、吕激、赵朴初、董鲁安、叶恭绰、林宰平、向达、周叔迦、郭朋等二十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五两日举行发起人会议,与会的各位发起人,包括汉、藏、蒙、满、苗五个民族成分,来自西藏、内蒙古、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等地。会前,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长李维汉先生招待各位发起人,就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作了解释,并对大家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表示予以支持。他说:“三年来全国各项伟大的人民运动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各地佛教人士也多参加了运动,在佛教界初步划清了敌我界限,这是很好的现象。值此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之际,希望爱国的佛教徒团结起来、继续划清敌我界限,与全国人民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建设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座谈时,全体发起人对李维汉部长的谈话都表示同意。会议时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先生应邀出席指导,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赵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亦应邀出席参加。各位发起人在发言中都热烈广泛地交换了有关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各种意见。喜饶嘉措说:“我们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这是全国佛教徒的一大喜事,我们衷心拥护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今后我们要更加加强边疆与内地佛教徒的联系,使全国佛教徒在建设祖国与保卫和平运动中进一步团结起来。柳霞·土登塔巴说:“我们感谢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爱护,使我们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西藏是中国佛教的圣地,绝大多数人民都信奉佛教,我们回到西藏后,一定要将这次会议的各项决议传达给拉萨的三大寺院。”各位发起人并详细研究和讨论了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任务与组织等事宜,大家一致认为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为: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与各地佛教徒联系协进弘法利生事业。会议最后通过“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的解放,给予了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见光明的机会。

　　三年来,人民中国的一切,是值得佛教徒热情歌颂的。我们歌颂广大地区经济改革的成就,使佛教徒不再为封建经济所束缚,而得以恢复持戒精进的生活,我们歌颂镇压反革命,尤其是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胜利,使佛教徒得以分清邪正,警惕阴谋而护持宗教的纯洁;我们歌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使佛教徒有了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殊胜因缘;我们歌颂宗教信仰自由之日益得到切实而周到的保护,我们歌颂民族政策之正确而完善的执行,使所有信仰佛教的各民族兄弟们都能够在这一友爱的大家庭中和衰共济,弘法利生。我们歌颂这一切,我们感谢这一切的领导者——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同时我们也引以自庆,因为佛教徒在这一切成就中,也贡献了一部分的力量。

　　为了更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力量以迎接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和继续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我们感觉到需要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组织,而且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因缘,已经成熟。

　　因此,我们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以团结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与各地佛教徒联系协进弘法利生事业。我们已于11月5日在北京举行了发起人会议,准备在适当时期召开成立会,邀请各方面佛教人士参加,并决定先行设立筹备处,负责与各方面联系协商及其它有关筹备工作。

　　我们相信我们的发起,将会得到各地佛教同人的同情和协助。我们诚恳地企盼着诸方大德的指教。

　　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普遍地鼓舞了全国佛教信徒们爱国爱教的热情,大约在1953年佛诞节前,中国佛教协会可告成立。今后新中国的佛教事业,将一天一天向前迈进,前途光明,可以预卜。

　　1952年12月于北京广济寺

　　(原载1953年1月1日香港《大公报》)